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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把这部电影看完。名字叫做《入殓师》。
得知这部电影是因为在QQ群看到有朋友讨论起关于拉大提琴的问题。然后发现这是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我通常不喜欢在某个电影热映或者获奖的时候去看它,因为这样会很不纯粹,但是我认为这部电影不会是大片,更认为这部电影永远不可能被引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公映,所以我在这个档口上看完这不片。我只是担心错过了就再也看不到了。
首先吸引我的是电影标题。人死,在我印象中,就是关于钱的事情:人死的时候亲友用钱堆积出让活着的人看上去满意的样式让故人安眠,之后活人用纸钱年复一年向故人进贡,让其他活着的人看上去咱们家真孝敬祖先。然而入殓的时候会有另一个很戏剧的事情发生,其剧情堪比动物世界中介绍秃鹫。这是不同的地域文化造成的人格差异,而日本文化的根基本是汉文化,在其之上发展演变出了一套独特的死亡观,这种死亡观较于中国当今之丧葬习俗,就可以知道传统和文化的关系、文化和信仰的关系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现在看什么都很浅薄。
然而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几个人。他们已经不在了。于是心情骤然低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我想起了一本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们生活的负担越大,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我们的生活负担越小,我们的生命就会飘起来。
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了几个人。他们依然在这个世界,只是东西南北。于是心情骤然开朗起来,却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们时常需要唤起记忆,然后去联系某一个似乎被自己疏远的他或她,然后又担心他或她会不会不记得我们了,或者他或她会不会排斥我们、厌恶我们了……时间久了,会忘记,直到得知他或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居,才会发现,原来对于他或她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住了。
看了一些关于《入殓师》的影评,大多数人说:“珍惜”,我觉得太不实在了。这个词说了N久,却总是难以实现。朋友最近回国,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觉得哪里需要珍惜,直到刚才发现她已经降落在海的那一边,才觉得聚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人活着的时候时间停不住,所以要说“珍惜”,那真的是故人设计出来的一个又自私又奢侈的词。我想对设计“珍惜”这个词的人说:“对于你而言,珍惜是什么呢?”
我期待,时间停住的时候,还能见到你们。
程麒文,4月6日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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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当想起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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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南京小雨阵阵,我在家里看台湾电影《九降风》。这是在边境翅膀的影展上看到的电影,当时没有看完整,于是昨夜细细观看。
电影中的阿升被抓到警察局,小汤和他谈话的时候,南航的ZJ打来电话,聊了23分钟。今年继续为了理想去做事情,我说,只要认真做事就好,不要怕压力,我相信水到渠成。
然后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
麒子,2月18日
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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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春天到了。
朋友们都议论纷纷关于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今天晚上央视大楼附近的火灾。我说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对央视的人和一群关注央视的人很重要,对我来说这不重要。所以跟我扯不上关系的事情,我基本上不理了。
朋友问我,春天到了要启程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去哪不是我定的。我想去的地方去不了,不管我是多名牛X或者多么傻X,有些地方不该我去,所以这就是命。而我能做什么?花钱跟你们喝酒吃饭夜夜笙歌把酒言欢,我也喜欢这样的日子,却往往坚持不住。因为我在他们的眼里什么都不是。
但是还是要启程,因为春天到了。
麒子,2月10日
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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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每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偷偷地溜出宿舍,去赴一个约会。
我和他第一次相约的时候,就是我邂逅他的时候。
以后,我和他的每一次约会都和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一样进行着。
我先是关掉应急灯,在这之前我已经穿好了大衣。然后,我带上CD机,那里面通常是器乐。我不希望我和他约会的时候,有另一个人的声音在场。我轻轻地打开宿舍的门,走出去后,熟练的带上。我知道他已经在老地方等我了。
我总是先看看走廊的那头。我并不是担心会有人,而确切的说我也并没有看到什么。只是每次我看看走廊的那头,就有一阵风迎面吹来,吹出一朵微笑,这该是最好的打扮,我想。
然后,我才走到走廊的边上。我们住一楼,屋檐总是太低,于是,我总是要再走下一个台阶,然后像个孩子那样地一抬头,就看到他在天上眨巴着他那七只眼睛,冲我温柔地笑着。我也就把刚才那朵微笑放大了一下,同时轻轻地眨一下眼睛,顺便垂下我的睫毛。接着,我的头便和我的左脚一齐向左转过一个相同的角度,留给那个风口一个优雅的背影。
我和北斗的约会就这样暂告一段落。
我们每次都这样,但从不厌倦。他是我众多沉默的朋友中的一个。
那个背影朝西走去。在走到走廊的另一头转弯的刹那,这一头的风迫不及待的吹进了我的右耳,那里面有太阳刷牙的声音。
这大概是我在这样的夜晚,除了耳机里的音乐之外,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了。
我听音乐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我并不是认为自己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所以别人也听不到,这和掩耳盗铃毫无关系。我只是希望让自己尽量感觉不到我还在和白天一样行走着。
但当我转了一个弯,再转了一个弯,走进宿舍楼的门厅时,情况就有所变化了。
玻璃大门紧锁着。
我总是先把它们当成镜子照照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站到了大门外,而我很清楚我没有。于是,我走近大门,把头往上一靠,任冰冷的玻璃贴紧自己的脸面,然后睁大我的双眼。在这之前,我总在期待着,黑黑的玻璃那面有一个幽灵的背影,端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然而,事实上,每次当我睁大双眼,不是一片太黑的夜,就是一片太亮的工地。
如果碰到的是黑夜,我就在毫无指望中再找找,看有没有那个幽灵的背影。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我每次转过身的时候,总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而我再猛一回头,它又消失了。
我只有在他的注视下,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于是,在我头顶上方的墙上便有了一只钟。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秒针走动的声音,和我牙齿打颤的声音在表演二重奏,而耳机里的音乐又和它们组成了一套协奏曲。
如果工地在开夜工,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玻璃前,等待突然走出一个人,把他吓一跳。我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倒是我常常因工地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动静而小紧张一下。然而,我往往一个人也看不到。
我疑心是太阳打了个喷嚏,在这儿发出的回声,因为我实在不希望,那个期待中的幽灵出现在工地上。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的牙总在音乐中不停地打颤。
我知道,这不是音乐造成的。
那个冬天,最冷的时候,一天的最低气温达到零下七度。
我总是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出来,那时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个时间。开始是我没有考虑过,后来是因为我和我牙齿的打颤声约好了。
我的好多朋友都在那个时候出现。他们和我一样喜欢独处,又害怕孤独。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就如我和那个幽灵,和那只钟,和那片工地。。。。。。
我不会在门厅呆很久,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但我每次都会去,虽然我不太清楚这个晚上谁会在那儿,可以肯定的是总会有谁在那儿的。我们只是简单地会一会面,一到白天我们就互不相识了,所以,我们每晚都要见一面,很简单也很珍贵。
我来一会儿就会走。因为这个地方只有夜,没有夜色。
所以我每晚都会来,所以我来一会儿就会走。
我留给这些“夜”里的朋友一个安慰的背影。为了给他们更多的安慰,我不会一下子急于离去,我总会站在那边停一下。
在我的面前是一个院子。两旁的宿舍楼支起了一片“奇怪而高”的天空。
院子里没有树。一棵树也没有。只有几片支离破碎的草坪。它们像壁虎一样紧紧地却又瑟缩地贴着那几块被水泥和瓦片围困的土地。如果不是偷懒,我是很少去碰它们的。一般我甚至都很少看或看见它们。
在这个院子里,我是习惯于抬头的。
院的中央有一张石桌。确切地说,它是用水泥仿制的。
这是我能够找到的整个院的最高点。
我站在那上面仰望四角瓦楞的天空。从没有发现不明飞行物,哪怕只是一颗流星都没有。但我从来不奢求奇迹的诞生。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历久常新的舞台。除了北斗和他的伙伴们,我还拥有许多熟悉而又陌生的观众。
南楼六层走廊里的路灯都彻夜长明,不但照亮了舞台和舞台上的我,也照亮了对面北楼黑黑的阳台玻璃里许多双惊羡的偷窥的目光。
于是,我心有余悸却又放肆地在原地转起了圈 。我仰起的头已经远离了脖子,我的整个身体却似乎和天平行了起来。到后来,我所有的感觉都像是在和我的那些朋友们一起跳《蓝色多瑙河》。周围是无数让我们足以自豪的掌声。
我面向东方站定。我闭着眼睛,我感觉还在跳舞,但我又很清楚我站定了,面向东方。
因为我脸上的那朵微笑,正在徐徐而来的风中,平静而又辉煌地绽放着。
我面向东方站定。
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把耳机卸下来 。
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我并不长的头发竟也能波浪式地向后飘动着,这时,我已穿了长裙站在了船头。
远方传来的火车轰鸣声清晰地入耳,却又模糊地重现为轮船的汽笛声。徐徐睁开双眼,在我微仰的方向上,四角以外的天空依旧与视线垂直。
院的这头是一排铁栏杆,不高不矮,正好挡住了我们,又没有挡住风景。
栏杆之外,是一条并不宽的马路,然后是一个有坡度的草坪,一个真正的草坪,虽然是冬天的。
草坪的那头是一幢白白的文科楼,而草坪一旁的工地内,正在建造中的楼顶上那盏巨大的探照灯,总让它在和我的遥遥相望中有不知所措的尴尬,欲言又止间吞灭了无数稍纵即逝的心声和灵犀。
我只有给他一个自信且宽容的微笑。
船向更远处驶去。
那一片海灯火辉煌。
在四个小时之前,我刚刚游弋至此。
这一片灯沿一路风尘投来万古常新的目光,我们和四个小时前一样地靠近着。
这一片海很少有人像我一样真正地来过。这大概是整个校园最孤单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找不到老人与海的故事的。这里没有泰坦尼克号,也没有冈都拉,通常只有我的独木舟。
关于这一点,连北斗都不知道。
这是只属于我和这片海的一个秘密。每个凌晨两点,我在船头和这片海遥向对视。我们在沉默不语中一再地交流着这个秘密,像在合作一首永远也写不完的诗。
我们每晚只写一句。
我从那张水泥仿制的石桌上跳到旁边的花坛上。这个属于白天的声音像一个布鲁斯音闯进小夜曲一样,让我紧张而兴奋。我来不及防备,却又不能后悔。事实上这个罪行带给我谴责感,这种感觉在这样的情境下,像一篇侦探小说里的一个悬念,让我颇费思量。过瘾!
花坛并不是花坛。
首先里面没有花,其次那不成为一个坛。那只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蚂蚁的高墙。
从墙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两三步。我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我把一步用拖鞋扯成两步来走,来来往往之间是一首四拍子的福音歌。它好像并不是出自我的脚下,除非我已经站在了天堂之上。然而我知道,它可能远远在这片“奇怪而高”的天空之上,也可能就像铁栅栏那边吹来的风一样的无处不在。
我站到铁栅栏前。我喜欢把一只脚搁在栏杆的底座上,像踩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
有两扇门,和那些栅栏浑然一体,只是那上面的一条条栏杆没有底座。它们可以并行地运动。因而那是门。也因此给了我更多的期待。
我从来不去推那两扇门。中间那条红塑料皮的锁链很牢固,也很明显地把它们锁在了一起。脚下的水泥路却又分明地从门下穿过。于是,我站在那两扇门前,或者说门后,总觉得,那门的下面,有一双进退不得的血淋淋的腿。
水泥路延伸出去,直到和横卧于我面前的那条并不算太宽的柏油路相接。
这条路无来由地横卧在我的面前,像一篇没有开头和结尾的小说,让我一再努力地眺望着路的两头,却总也看不到尽处的夜幕里是个怎样的存在。
我想我还在期待着。我是必定期待着的。
在这样的夜色里,幽灵是不该躲起来的。它在任何一个存在与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的地方注视着我。他在和我玩着捉迷藏,而且常常就躲在我的背后。
我坚信了他的存在,可我还是在找,虽然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到他。
以上就是去年冬天的几个晚上我的生活方式。
当然只是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里,我还隐瞒了一件事。这件事从我一出宿舍的门到我回到那个门内,我几乎自始至终都在做着:无声地歌唱。
其实,我真正隐瞒的不止这一件事。还有,发抖,打颤,呵欠,和眼皮打架,诸如此类。
一个朋友给了我98年第5期的《散文天地》,并特地指点我看了杨雪帆的那篇《从黄昏到黎明》。
在看到它之前,我已经部分地过起这种从黄昏到黎明的生活。
我染上了熬夜的癖好。但我更相信,我是在恢复被强行纳入白天游戏规则的先天生理机制。我大部分是属于这样的夜晚的。我连续地过着这样的生活。有一次,为了过这样的生活,我连续六十个小时没睡,也没吃什么东西。后来,我常常懊悔自己没有坚持下去。我怀疑我一旦坚持下去,说不定会在某个神奇的瞬间在体内发生某种千载难逢的异变,而成为一个永远可以不吃不睡的人。在这两件事上,我几乎从来没有找到过真正的乐趣。我很少看书。即便在这样的夜晚,我依然觉得那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要用来和自己较劲。所以那些夜晚我过得无知而无谓。
我也很少研究岁月流逝。我没有国家,我不谈政治,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人际怪圈。我甚至都懒得去附庸风雅。
那篇几乎每段都以“我”开头的散文,成了那些夜晚我唯一的读物。是它以更为明确的方式暗示了我那个幽灵的存在。他住在水边那一带。
我的夜晚里,找不到可以“载入历史”的痕迹。但这并不让我感到相形见绌。我们都在幻觉艺术的麻醉里透支着自己。我们都一无所有,也可能拥有很多。当我站在船头的时候,我和他呼吸的是同一片海。
我和他都住在水边一带。
水边的含义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
每次我从海上归来,回到宿舍那间小屋,我找到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体验,我活得像块岩石,我将忘掉感觉,忘掉我的才能。
我从宿舍的这扇门走到另一头的阳台门口。我像一个浮游的孤岛,从这个水边漂流到那个水边。
我站在阳台门口。路灯光清冷地照进来。我在门玻璃的雾气上写上几个名字,然后看到每一笔画的端点处 ,有一滴水像泪一样地滑落下来。我知道,我住在水边一带。
在我把两个名字反复写了无数遍之后,我体会到了隔着一层水雾,一道玻璃,两道栅栏向外张望的乐趣。
我所能看到的主要是马路对面的桥栏杆。而带给我最大安慰的则是栏杆下我所不能看到的那个池塘。那是天堂里的爱人掉下的一滴足以用来酿酒的眼泪,因而,在这样的冬夜里,也始终保有初坠时暖心的温度,逸上栏杆,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随路灯光环抱而来,新鲜之至。
栏杆的一旁有一棵树。那是一棵让我捉摸不透的树。每次我从这里向那棵树张望的时候,总觉得树的两根枝干中间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或许就是那个幽灵。如果是这样,他将无处不在。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不停地洗着自己的眼睛,并一再睁大,但到最后却只证明了一点:我的眼睛在白天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它开始进行盲目的判断,但事实上,它不懂得明辨是非。
我住在水边一带。
它的另一个含义都溶在了咖啡里。
从海的那边那个息息相通的人史诗般漫长的二千多个夜晚里,我抽取所有“静处的月明”,溶于咖啡里每一个“水的循环”内,好像在等待那个旋涡内能够绽放出一朵“不可企及的玫瑰”。
我知道,这来之不易。
所以,我不停地喝着咖啡。有几次,我甚至差点儿染上了烟瘾。可我的手里,除了一支笔,什么都没有。
“如果写作不是这样令人肝肠寸断,我是不愿去写作的。”我一直都在证明这句话。
虽然我的写作无关乎文学,历史,哲学,我也不谈人性,欲望,甚至需要。
我把每一天当成一个小小的人生,像老年人一样地害怕遗忘。很少想象,但热衷回忆。我不断反复白日里的一个眼神,一再玩味一句对话。在因此而成就的那些文字里,我制造着伤害,也追求着永恒。
时间被定格在我头顶上方的四根小提琴弦上,直到灯突然之间暗下来。
一到这个时候,我那在白日里累积的顽疾便开始发作。
我病得很厉害。为了治疗这种病,更为了捍卫经营良久的诗意的痛苦,这两种东西共存于我的体内,因而,我不断地和自己作着斗争。
我的眼睛紧贴着我的稿纸。在睁眼与闭目,抬头与垂首之间,我不断地在半梦半醒的混沌中反复穿行着。
我手脚冰凉,近乎麻木。但我又非常清楚地看到,时间从上方愈加昏黄的灯光里一滴一滴地跌落到我的睫毛和眼皮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我无法胜任这份牺牲。
我很有可能会死在床上。这种方式看来平常,实际上很肮脏。没有谁会来怀念我,包括我的床。我以最为平常的姿态,在这样的夜晚,可耻地挥霍了最不平常的黎明,在床上。我手脚冰凉地睡去,又手脚冰凉地醒来。每次我都是这样错过了最盛大的日出。
因而,在我的白天与夜晚之间毫无过渡,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那些夜晚来到那些白天的。
每当我在那样的早晨醒来,我唯一的感觉只像是做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梦。
去年冬天,我在好多个夜晚反复做着相同的一个梦。







